教学动态 | 胡星灿副教授《华文文学（二）》教学观摩课回顾

4月1日，中国语言文学系（珠海）胡星灿副教授在珠海校区F205教室主讲《华文文学（二）》教学观摩课。本次课程以“大隐于市的香港文学——以通俗文学为例”为主题，带领同学们系统梳理了香港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历史特色，并向同学们揭示出其背后超越商业属性的文化价值和家国情怀，为同学们更进一步理解华文文学提供了独具本土张力的思考角度。

胡星灿老师首先从1970年代香港政治、经济状况切入，指出高速城市化进程共同推动了通俗文学的繁荣。紧接着，胡老师从通俗文学的定义和评价标准入手，他向同学们强调文学是否通俗的关键在于有无经典化。并且，通俗文学和非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并非严肃的非此即彼，而是含混交融的。之后，胡老师重点解析了香港通俗文学的三个主要表征。胡老师首先从框框杂文谈起。所谓“框框杂文”，就是发表在报章上的、用线条围成框框的专栏文章。这类专栏文章自80年代以后，已经成为香港文坛和报业的标志性产物。它们在内容上较为驳杂，无所不有。具有政论性、抒情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等类型的内容。其次，框框杂文的作家们是来自各行各业，文章因人而异，风格多种多样。他们敢想敢说，毫不避讳。这使得框框杂文也能够快速地反映市民想法和社会热点。

在谈及香港50年代中期以来涌现的新武侠小说的时候，胡老师先是梳理了武侠小说从先秦到民国的发展脉络。他指出“侠”不仅包含了江湖道义和侠义精神。同时，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，侠客更多是承接了我们民族精神当中一脉相传的家国情怀。而香港这批新武侠小说，它们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侠客叙事，而且还在其中注入了深厚的国族认同。它们在内容上是以国家、民族的利益为中心，以民族情感、爱国精神为基调，歌颂英雄豪侠的爱国爱民，歌颂人性美、肯定新的价值观念。胡老师以金庸的《鹿鼎记》中康熙自诩“我有一半是汉人，我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”为例，指出金庸本人在“华夷之辩”上有着深刻的思考。正如金庸笔下的康熙并不计较华夷种族的区分，他更为看重的是家国大计和百姓福祉。这不仅是以通俗笔调写严肃内容，同时也呼应了顾颉刚先生提出的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这一观点，树立起了平等和谐的中华民族观念。在艺术上，胡老师认为新武侠小说吸取我国古典小说的精华，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，具有极高的可读性，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。像是金庸的小说在情节铺展上往往奇峰突起，使人错愕，最后又象庖丁解牛，豁然开朗。同时又学习侦探小说，欲隐故显，欲曲故直，飘忽不定。在人物塑造上，金庸常将小说的主角写成多角型，具有人性的丰富性。

最后，胡老师还谈及以亦舒、林燕妮等人为代表的言情小说。他指出在内容上，这批小说以“爱”为核心，对都市化社会中的“情”进行了各具形态的展示。在行文创作上，虽然追求意简词单、情节起伏，具有instant literature的风格特色。但往往由于作家的文学素养，使得小说中亦有文人的批评，有智慧性的人生观察。

一直以来，中文系（珠海）高度重视教学质量，着力打造“金课”。未来，我系将进一步发挥优秀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，促进教师之间的教学经验交流，不断加大对本科教学的投入、支持和保障力度，积极推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。